1969年，在北京海运仓的总参一所，55岁的秦基伟忽然接到了一个通知，让他收拾行李，离开北京，前往未知的目的地。他对此感到疑惑，只简单询问：“我去哪里？”得到的回答却是：“去了就知道。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这样的调整并不少见。作为一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老兵，秦基伟并没有继续追问，他知道有些事情只能顺从组织的安排。三天之后，他被送到了长沙，随后被转移到汉寿县的西湖农场进行劳动。

这次下放并没有让秦基伟感到不适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他早年便参与过农田的耕作，劳作的经历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坚信既然回到了农场，就不能表现得像个干部，既然别人能做的，自己也应该参与进来。农场将他安排在种菜班，班上只有八个人，生活条件相对简陋，住在营地外的菜园旁。与年轻的战士们相对，他的年纪显得格外突出，而农场只告诉大家要称呼他为“老秦”，其他事情无需多问，还要帮助他在劳动和生活中。

在田间忙碌后，战士们迅速意识到，这位“老秦”并不是来混日子的。他在犁地时稳健用力，浇水时掌握水量和顺序，施肥、起垄、除草也一丝不苟。尽管农活极其辛苦，尤其是在菜园中，几乎没有一刻的闲暇，他却从不抱怨疲惫。更有趣的是，秦基伟虽然忙碌于农活，却依然能与战士们畅谈军队里的事情，谈到训练和管理时，总能抓住要点，让人觉得他并非普通士兵。

某天收工后，几名年轻的战士围绕着他聊天，胆大的问道：“老秦，您以前是干嘛的？”秦基伟笑着回答：“和你们一样，当过兵，只是兵龄更长一些。”但战士们并没有满足，接着问他的级别，秦基伟最初没有回答，另一位年轻战士则猜测：“至少也是营级吧？”他说完后还解释，营长对待秦基伟的态度极为恭敬，普通老兵不会享有这样的待遇。秦基伟对此反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”那名战士笑着说：“营长对您如此客气，您总不可能比营长还小吧？”

这次，秦基伟没有继续含糊其辞，坦诚地告诉他们，他曾担任“师里农场的场长”，按军衔来说相当于副团职，级别比营长高一筹。战士们吃惊片刻后，觉得这个说法是合理的：农活干得好，军队的事又熟悉，原来真是当过农场负责人。实际上，这是秦基伟有意给出的“半真相”。他确实懂得农场的事务，娴熟于种菜，但他的真实经历远不止这些。1969年之前，他曾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，是长期担任要职的高级军事将领。如果他的真实身份被揭露，农场的日常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，战士们也不能再像平常那样与他打交道。

以“师里农场场长”自称，既并非完全虚构，也不抬高自己的身份。这种微妙的分寸反映出他对环境的敏锐洞察。作为被安排来劳动的干部，减少特殊待遇反而能更好地融入集体。种菜班的日子很艰苦，秦基伟后来回忆，年轻战士们劳动量大但营养跟不上。由于农场远离营区，几个月都难得见到肉，有时有人会私下做点肉给同伴吃。尽管这样的做法违背了纪律，秦基伟认为，只因为生活困难不能完全合理化。但他也理解正处长身体期间的战士们，长期缺乏油水实在难以忍耐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个原则：不吃、不问、不说。

不吃是为了不违反纪律；不问是不追究肉的来源；不说则是不向上级报告。他有时以身体不适为借口，巧妙避免参加那顿饭，但年轻战士们却总是偷偷给他留些，秦基伟为此心存顾虑，担心事情败露后，年轻人受到惩罚。为此，他拿出自己的钱，让他们向附近的乡亲买些东西，改善伙食。这件事并没有形成正式记录，却让战士们更加明白“老秦”绝对不是普通人物。大家没有公开发问，他也不再做解释，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。工作时继续下地，休息时照常聊天，身份的距离被有意拉近。

1972年3月，秦基伟因肩周炎获准去长沙医院治疗，这次住院也意味着他将离开西湖农场。原本他希望能和种菜班的战士们道个别，但没有得到批准，此后再未回到农场。那些年轻战士后来陆续退伍，秦基伟也与他们失去了联系。至于“老秦”的真实身份，或许有人已经得知真相，但更多的人仍将永远铭记那位能干活、朴实无华、从不占便宜的老场长。